最，家住湖南長沙的周女士為正在讀初三的兒子小游報了個“一對一”輔導班，僅一周時間，就花費了1萬元學費。不過，孩子最的一次模擬考試卻考了個班級倒數第三，成績不升反降。這讓花費了大量財力和精力的周女士很是失望。

無獨有偶，據報道，陜西的王女士給正上初二的孩子在小寨的一家培訓機構報名參加了所謂的名師一對一輔導。“總共花了8.5萬元，600個課時的基礎課一對一授課�！蓖跖�士說，“誰知道這一年半下來，孩子的成績非但沒有提高，反倒是下降了不少，從沒報輔導班的班級20多名下滑到了班級40多名�！睂W生家長針對高價補之后，孩子成績不升反降的結果，提出賠付訴求不失為基于情感考量，然而從法理角度看，如果雙方在簽訂合同時，沒有承諾目標協議，那么索賠的理由就不充分，培訓機構也沒有賠付的義務。家長花了大價錢，孩子也付出了休息時間，可學習成績卻沒有得到提升，問題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這樣的結果，也促使人們重新審視上輔導班的必要性。

其實，是否讓孩子上課外輔導班，這不僅是道法律題，更重要的是屬于教育題。上不上輔導班，去不去培訓機構，這其實要根據孩子的意愿，并針對不同的情況區別對待。如果孩子有這方面的意愿，又愿意積極配合，那么進行有針對性的輔導，可以彌補其之前基礎不牢的短板，讓其在短期迅速提高，從而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若孩子心中存在抵觸情緒對此不配合，那么事態的走向就會背離預期，孩子的成績也會日益下降，不但補課于事無補，甚至正常的上課效果也會打折。

讓孩子上課外輔導班其實是把雙刃劍，但培訓機構宣傳和大家看到的，往往是有利的一面，而忽略了不利的因素，從而使得所有人在潛意識中都以為，凡是上課外輔導班都必然有效果。問題在于，要達到興利除弊的目的，就必須在意愿的引導和行為的選擇上，進行有效的規范，否則就可能放大“越補越降”的負效應。一方面，補課會增加孩子的學習負擔，讓其犧牲更多的休息時間，也沒有機會與其他朋友一起玩耍。如果孩子自身不愿意，那么如何強迫都無法達到預期；另一方面，補課會讓孩子產生一定的依賴，反倒讓其更加回避自身問題。比如上課不認真聽講，沒有打好基礎，其就會想到自己反正還有補課這個替補。更重要的是，由此其又找到了一個開脫責任的理由，因為自己學習成績不好不是自身的問題，而是輔導班沒有盡到責任。

從現在的情況來看，不僅參與補課的孩子會如此想，就連家長也有類似的思維定式。交錢了并補了課，那么學習成績就必須上去，但最終往往事與愿違。關鍵其未能正確認識到，再強大的輔導班都只是一個教育機構，其與學校教育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在運作體系上也大同小異，唯一不同的是其在方法上更加精細化而已。孩子在學校未能解決的問題，在輔導班也未必就能迎刃而解。學習成績的好壞，學生自己才是決定因素，而其他外力只能起到輔助作用。因而，只有先解決了孩子的學習態度和動力問題，那么輔導才能成為強大的助推器。

假若在一個輔導班中，絕大多數孩子的成績呈下降態勢，那么說明輔導班的方法存在問題；反之，若大部分人的成績是上升的，那么說明其方法具有有效性，問題出在家長與孩子身上。補課有沒有必要，應給孩子什么樣的教育條件，作為家長應解決兩個問題，既不能以“為你好”名義去強迫，也不能以同樣的理由而拒絕。根據孩子的意愿與狀況，作出嘗試性的選擇并有效驗證，才能達到“且行且試”的效果，也才能降低越補越降的風險。